五月的大兴安岭，冰雪尚未褪尽。公路两侧的小河潺潺流淌，冰层在阳光下发着幽蓝的光，岸边的冰凌如水晶雕塑般垂落，白桦林深处的积雪没过脚踝，远处山头像戴了顶银白的毡帽。车窗外“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” 的红色标语在苍绿林海中格外醒目，仿佛在诉说这片寒地的独特生机。
　　上午9点多，我们抵达呼伦贝尔根河市冷极村。冷极塔如一柄尖玻璃剑直插云霄，塔身 “中国冷极” 四个红字在雪光中灼灼发亮。这里虽地处北纬50°26′，却因1030米的海拔成为 “冷极”——年平均气温 - 5.3℃，从每年10月到次年4月都是冰封期，2009年12月31日凌晨，-58℃的低温让温度计结满霜花。正当我们在塔下拍照时，细密的雨夹雪突然飘落，冷极塔电子屏显示7.8℃。附近施工的大叔裹着军大衣告诉我们：“这儿八月十五就落雪，苞米刚灌浆就得上冻，一年也就80天能长庄稼。” 忽然理解岑参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写实——当南方还在盛夏，这里的北风已卷起白草。
　　从根河驶向北极村，大兴安岭最美观光大道如黑色绸带缠绕山间。车窗外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原始森林，樟子松的苍翠与白桦的银白交织成浪，兴安落叶松的塔形树冠在天际勾勒出锯齿状轮廓。林中 “三剑客” 的共生奇景令人称奇：松树深扎的根系像毛细血管，不仅为自己汲取地下水源，还将养分输送给毗邻的白桦；而秋日金黄的桦叶腐烂后，又化作深褐色的腐殖质，如棉被般覆在松树根部。有些地方的松桦甚至根茎相缠，枝条交错，当地人叫 “松桦恋”——一株樟子松的枝干横过白桦树冠，像恋人搭着肩膀，在- 50℃的寒风中互为依靠。
　　一日行程如穿越四季：呼伦贝尔的雨夹雪打湿车窗，漠河的阳光却已晒暖黑龙江面。下午 6 时的北极村（北纬 53°33′30″），太阳仍悬在中俄界江上空，将江水染成液态黄金。乘上游艇，俄罗斯依格娜斯伊诺村的木屋冒着轻烟，哨所的岗楼在松林间若隐若现，连对岸巡逻兵的皮靴声似乎都能隔着江水听见。反观我国边境，水泥护堤笔直如线，界碑旁的五星红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，同行的老者突然唱起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所有人都自发跟唱，歌声在江面上荡起涟漪。
　　我们住的民宿原是座木刻楞老屋，院落被改造成六个带暖气的标间，走廊尽头的茶水炉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房间里挂着鄂温克族的鹿皮挂画，电视里正播着漠河气象——明日最低温 - 3℃。次日清晨，哈气在口罩上凝成白霜，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仍觉寒气钻心，江面上弥漫着乳白色的雾，对岸的俄罗斯山林像浸在牛奶里。沿着江岸走了几百米，脚底的冰碴咯吱作响，同行的姑娘手机显示户外温度- 5℃，赶紧逃回屋里喝热奶茶。
　　知青博物馆的煤油灯在展柜里蒙着灰，旁边玻璃柜中，一封1969年的情书泛黄发脆：“我在采伐点栽了十棵樟子松，等它们长成材，就能给咱们搭新房了。”信纸边角画着歪歪扭扭的松树，落款是“上海知青王建国”。展墙上，“女子采伐连”的老照片里，姑娘们穿着打补丁的棉裤，扛着油锯站在放倒的红松前，睫毛上结着冰珠却笑得灿烂。讲解员说，珍宝岛战役时，女民兵们在零下40℃的雪地里潜伏，脚冻得跟木头似的还哼着《东方红》，周总理曾握着她们的手说：“你们是北大荒的铁姑娘！”
　　远远望见北极哨所的岗楼时，同行的退役军人突然立正——这座 “北方第一哨” 藏在樟子松林里，白墙红顶在雪原上格外庄严。据说最早的哨所是搭在树梢的窝棚，后来换成铁皮房，现在是钢筋水泥的坚固建筑。隔着铁丝网，能看见岗哨上哨兵的剪影，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，他们的睫毛结着冰，军大衣上落满雪，却像界江边的樟子松般挺立。“身在最北疆，心系党中央” 的标语刷在营房墙上，每一笔都像用冰棱刻成。我们在营区外站成一排，对着哨位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，风送来隐约的口号声，在极北的天空下格外清亮。
　　离开北极村时，车载广播正播着天气预报：“今夜漠河最低温- 4℃，明日晴。” 五月的极北之地，夜晚仍裹着冬的外衣，可江岸边的达子香已冒出粉红花苞，像谁撒在雪地上的星星。这片被冰雪雕琢的土地，既有松桦共生的坚韧，也有知青热血的温度，更有哨兵戍边的忠诚，每一寸都写满极北之地的壮阔与深情。　　　（郭学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