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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第二次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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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许如礼 来源：滨海日报 浏览次数：5383 发布时间：[2019-6-10] |
我是县卫健委的退休干部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因救火被严重烧伤，烧伤面积45%，其中，深三度达25%，是党和人民将我从死亡线上抢夺回来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1966年，我随时任县委书记杨志文率领的工作队，进驻原陈涛公社长红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。我担任第五生产队工作组组长兼管大队的学习、教育和文艺活动。当时整个大队的政治学习气氛和生产热情高涨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这一年的12月23日下午4点多钟，我正和同组的吴维峰在五队开会，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：“不好了，彭学本家失火了！”我立即停下会议，带领与会人员直奔彭家。到了火场，只见彭学本抱着头，蹲在门外，门闭着，火苗从门缝里向外窜，屋内噼噼啪啪地响。此情此景，我容不得多想，只有一个念头：灭火，把东西抢出来。我将头上的三片瓦帽子往地上一摔，果断地喊一声：“跟我上，快抢东西！”吴维峰和两位青年跟着我冲上去，破门而入，抢了几样东西出来。第二次进去时，屋内的火越烧越旺，室内严重缺氧，门再一次自动关上了，东西抢到手不得出去，好不容易才将门弄开来，出来时，几个人身上均有火苗，我的头发被烧焦了，棉袄烧着了，乡亲们围上来拍灭我们身上的火，坚决不让我们再进屋。此时，分散在各生产队的工作队同志和大队干部得到消息陆续都赶来了。
这时，又有人喊后屋面冒火了。傍晚时分，刮起了五、六级的西北风，火趁风势迅速向四周蔓延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当时农村大都是草屋，且靠得很近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如不及时将屋面的明火扑灭，就有危及其他人家的可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，工作队领导和在场的人紧急商量，一方面组织人从地面递水上屋面灭火，一方面组织人分头上紧邻的几家屋面准备应急。我站在后屋面的二路桁条处接下面递来的水浇向火苗，一桶又一桶……就在火苗即将被浇灭时，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由于此火是内火，烧的时间又长，桁条被烧断了，突然“轰隆”一声，整个屋面塌落，我掉进了火海，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在场的同志叫喊着我的名字，不顾一切冲进屋内，把我救了出来。
我抢火烧伤的消息传到公社党委、分团，传到县委、县政府，也惊动了时任滨海社教总团团长的盐城地委副书记钱万新，县委杨志文书记全力指导抢救我。
当时，我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。天已黑了，长红大队距公社有5公里路，公社领导赶到大队后组织20多人，采用帆布担架，4个人一班，打着手电筒，轮流抬着将我送到公社医院。100多名群众围在医院的门口，急切地询问我的伤情，公社医院限于条件，难以应对这样严重的灼伤，只能进行初步的消毒和简单包扎，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。
在县城，此时也在紧张地忙碌着。县医院有救护车，但由于紧张，车开到离县城5公里处，医护人员才发现未带强心针；县委办公室得知后，立即委派公安局倪庭国用摩托车专门送来。救护车开到离县城9公里处，河堤疏浚工程尚未结束，全是新土，车子怎么也开不进去，而这条路又是通往陈涛公社唯一通道。县里知道后立即调用大卡车赶来牵引，好不容易到达公社医院。当我被送到县人民医院时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，由于伤势太重，经常出现休克。医生检查后认为，必须转往条件好的医院救治，同时再次消毒和重新包扎，为争取时间，县领导决定将我转往盐城地区人民医院。
在盐城，地委采取了非常措施：一是向从滨海到盐城沿途的所有公社发了通知，每一个汽车站和集镇所在地都必须有医护人员带强心针在路边守候，随时准备实施紧急抢救；二是要求阜宁境内的轮渡停靠在河北岸，送伤员的救护车不过去不准离岸。等救护车到盐城医院时间已是凌晨一点多钟，医护人员查看后表示没有办法，建议转往南通，那里靠上海近，可以请上海医生支援；并提出一定要快，因为是深三度烧伤，又有许多脏物粘附创面，极易感染破伤风和绿脓杆菌，危及生命。此时，有人提出如能用飞机送上海就好了，可是盐城当时只有军用机场，没有可载多人的飞机。盐城地委连夜向省委汇报，并请求支援。
在南京，省委接到盐城地委报告后，立即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商定，派首长专用机接送，要盐城等候。同时又与上海有关方面取得联系，通报了情况。
飞行途中一直处于休克状态的我突然烦躁不安，发出阵阵痛苦呻吟声，同机的工作队长周桂桐立即靠近对我说：“许如礼同志，你现在在飞机上，快到上海了，你要挺住，你乘的飞机是省委领导安排的……”，我用微弱的声音喊了一句“毛主席万岁”后，又昏迷过去。
上海市委接到江苏省委求援电话后，立即作了精心安排，他们与虹桥机场联系，做好飞机降落准备，并对当时的东方红医院（今瑞金医院）作了具体部署。医院派一位主治医师、一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带了一辆救护车赶到机场。空军也派了一辆救护车在机场等候。飞机到了，但难以降落，跑道上有积雪，飞机在空中盘旋，机场立即组织人员清扫，足足有20分钟，飞机才降落。
当时东方红医院专门成立“抢救许如礼同志火线战斗小组”，并挂出“向许如礼同志致敬”的标语。为了抢救我，医院领导经过当时的造反总部特许，破例把史济湘、杨增年两位著名教授从“牛棚”中请出来为我诊治。
我住院治疗整整20个月，施行大小手术17次，其中，全身麻醉15次。县委、县政府领导，单位和工作队的同志多次赴沪探视，一直关心我的康复进程和心理状态，给了我莫大的鼓舞，使我能够经受住了伤痛的考验，闯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容貌改变和生活自理关。
纵观抢救我的全过程，称得上是水陆空运立体救助，党政军民齐心协力。我深切体会到，没有党和国家的关怀，没有人民的大爱，就不会有我的再生，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 （作者系原县爱委办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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