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我10岁，春节鞭炮的烟雾还在空间弥漫的正月初七，日军占据了我家祖居的东坎。我和母亲早在大年三十就到了八滩外婆家。日军侵占东坎的第4天，又在伪军的配合下侵占了八滩。日军侵占八滩前后3天，撤退时从四处围门开始，各放了一把大火，将一座被誉为“银八滩”的海下重镇，整整烧了两天两夜，全镇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，万余人无家可归，母亲只好带着我到在阜宁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小汪家去避难。
　　汪家是黄河北临近大海的“海滩头旺族”，家中有瓦房近30间，还有两个对角的3层炮楼，堂屋是3间瓦房。老太爷住在堂屋东厢房，西厢房是我母亲同学的住房。我们母子到了他家以后，老太爷安排我们母子住到西北角的炮楼2层。
　　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半，中元节，按照当地风俗，每家每户都要在吃午饭时，先用酒菜在堂屋摆上一桌较为丰盛的酒宴祭祖，晚间月亮出来后再到外面焚化纸钱。我和母亲不是他家人，只好到庄子口转转。待汪家的祭奠仪式结束后，我们又回到了堂屋，听老太爷讲《封神榜》的故事。
　　晚饭后堂屋的两扇大门是敞开着的，外面的月光照得屋内如同白昼一般。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，伴着闪电，一片乌云遮住了月光，屋里屋外一片漆黑。我那时毕竟是一个10岁的孩子，被这种突发的变故吓得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喘。这时，只听东厢房传来老太爷的呼唤声：“快将堂屋门关紧，马上就有海啸临头了，史大小姐(老太爷对我母亲的尊称）和他儿子赶快躲到炮楼里，不要出来。”老太爷从房内出来指挥屋内所有人，每人拿一件木制家具，不准任何人开堂屋门，他自己仍回到房间里，关闭了房门。
　　大约一顿饭的时间，屋内已听到巨浪撞击堂屋墙的轰鸣声，我和母亲在炮楼里互相拥抱，心惊肉跳。快到半夜时分，巨浪更像大海被翻了个底朝天一样,水花从炮楼的小窗户眼溅进了屋内，惊涛骇浪交织成巨大的轰响，感觉整个炮楼被海潮冲撞得摇摇晃晃，我当时惊吓得蜷缩到妈妈的怀里。可时间不长，又听得汪家二先生在堂屋里喊道:“海潮退了，风息了，你们可以出来了。”老太爷也起身站在堂屋内叫喊人出来烧早饭，还让他的大儿子到庄子四处去看看灾情。
　　老太爷的大儿子是当家的，我跟他一同到外面去看看。出了堂屋门，狂风暴雨已停息，天井内漂浮的零散木质家具，东一件、西一件，地面上足有半寸多厚的淤沙，脚踩在上面，压成一行行脚印。出了大门走到大车屋旁，只见车屋倒塌成一堆泥块，靠近车屋的一棵大树被被连根拔起，倒压在地。原住在东屋的外地跑反来的老王家，已被冲刷一空，屋内只剩下一只原来装牛饲料的小缸，不知他全家5口人被巨浪冲到哪里去了。一片十余里宽长的滩地里的秋季庄稼，一顺头倒向西南，遍地看不到一株立着的。
　　我们走到小岑堆，这是一条拦海潮的堆堤，海啸的浪头到堆堤前失去威风而止步了。我们在堆堤上向东走去，约有2.5公里左右，来到了一个村庄，这就是杨庄。庄子里有位老人叫杨芷江，人称“杨四太爷”。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五月二十日，他生于杨庄的大地主家庭，排行第四，幼年在家私塾读书，取名湘，字芷江，后考入淮安府中学堂。因才华出众，与洛阳的杨运史（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）、杨瑟君并列为“洛下三杨”，名气很大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)先后任绥远托克托县禁烟局、青岛盐务运传署副使、安徽省区长训练所秘书。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辞官回乡，耕种自家土地，组织沿海村民利用海水煮盐、晒盐，闲时常和农民交谈。这次海啸发生后，他就带领家中青壮年和佣人，在门前晒场上搭建棚子，砌了两眼大锅灶，拿出自家粮食煮粥，放粥赈灾，受到灾民的拥护。